金沙江上、中游地区三代考古遗存主要是墓葬类材料。可分为瓮棺墓、石板墓(黄牛山墓葬可能有大石墓的早期形态)、石块墓和土坑墓等。主要遗址四川巴塘、木里、盐边永兴、渔门、惠民、会理小营盘、稻城瓦龙村、乡城洞松乡、西藏贡觉香贝、云南中甸、宁蒗县大兴镇、宾川白羊村、古底、大理市洱海东岸、祥云检村、大波那、弥渡苴力、姚安安西教场黄牛山、寨子山、南华孙家屯、楚雄万家坝、元谋大墩子、永仁永定、菜园子、磨盘地、维的、元谋大墩子、禄劝营盘包等遗址。以上遗存可粗略分为早中晚三期，下面分述之。另据报道，武定田心、丽江石鼓镇、大具、格子、红岩、马鞍山、中甸尼西、华坪湾潭村、永胜涛源等地均有发现石棺墓遗存，限于公布资料较为简略，仅可知其属于金沙江上、中游三代遗存无疑。
早期遗存
金沙江上、中游地区三代时期早期遗存主要包含元谋大墩子和宾川白羊村遗址的最晚期遗存——瓮棺墓，关于大墩子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部分已有将其界定为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详细论述，此不赘述。下面重点分析此类遗存特征。
大墩子遗址17座瓮棺墓主要位于遗址2层，仅4座位于3层，1座位于4层，基本处于遗址的最晚阶段。出土遗存与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差别较大——出现瓮棺墓遗存；陶器器类、纹饰与早期明显不一。单论陶器，此期出现陶瓮，型体高大，几乎都高于50厘米以上，腹部饰有细篮纹或在唇下、颈部饰有附加堆纹。从层位看，这批瓮棺墓还可分早晚，早期陶瓮多为侈口，口径较大，鼓腹，小平底；晚期既有盘口形瓮，口径大于腹径，也有小口束颈型。新增鸡形壶(W9：2)，夹砂灰陶，体如鸡形，尾部与背部饰有三行乳钉纹，通体饰有点线纹，口部两侧各有一个泥丁，颇似眼睛。小口瓶(T3：6)敞口，口径5厘米，束颈，弧腹，小平底，与标本W16：1型体相近。于纹饰而言，早期流行的戳印纹、刻划纹、点线纹、网格纹几无可见，却新增有细篮纹和附加堆纹等。
虽然大墩子遗址瓮棺墓与更早阶段的遗存有明显区别，但墓中共出器物多少彰显出其与新石器时代遗存有着一定联系。譬如侈口折沿罐尖唇，颈部饰有平行划纹，鼓腹，平底，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同类器相仿，可见二者年代上差距不会太远。
白羊村遗址同样也出有瓮棺墓，作瓮之陶器与大墩子遗址完全相异，主要为大口圜底罐，素面，腹身近球形。此外还出有陶匜。这些陶器与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常见的侈口罐、敛口盆、敛口钵、小口瓶器型明显不一样。有单分出来的必要，且从层位上可知晚于后者，是为青铜时代遗存无疑。同样，白羊村遗址青铜时代的瓮棺葬所使用的陶器部分传承了其新石器时代遗存特征，具体表征为陶器圜底这一现象。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出有带耳圜底罐、圜底钵和圜底盆等，瓮棺墓所使用的圜底罐应为前者遗形，可见二者年代相距不远。
上述两遗址青铜时代遗存均以瓮棺墓为主，但葬具形制明显不一样，是地方差异还是时代有早晚造成？在没有可对比的材料下，难有定论。但结合俩遗址所出新石器时代遗存也同样区别明显，我们更倾向于二者为基本同时的两种不同文化类型。基于此考虑，将此类瓮棺葬遗存识别为金沙江中游青铜时代早期遗存比较合理，年代可能在夏至商代晚期。
中期遗存
金沙江上、中游地区青铜时代中期遗存仍是墓葬类遗存，主要有石棺墓和土坑墓两类，其中石棺墓还可细分为石板墓和石块墓两种结构。重要的有会理小营盘、禄劝营盘包、永仁永定镇、贡觉香贝、巴塘扎金顶、中甸布独村、克乡村、稻城瓦龙村、南华孙家屯及姚安黄牛山墓地等。据出土陶器形制差别，上述墓地可分为三组。
小营盘—营盘包组：该组遗存代表墓地为会理小营盘、禄劝营盘包和永仁永定镇墓地。墓葬均为石板墓结构，多见头端宽、脚端窄形制，石棺头足两端石板与两侧石板相接，平面观察呈长方形或梯形，大多数墓圹底部垫有石板。多为仰身直肢葬，小营盘墓地有现割头葬俗。该组陶器主要为罐、瓮、壶、小口瓶等，无耳是该组陶器特点之一。从器物形制观察，可知小营盘墓地与永定墓地所出陶器较为接近，且部分器物保留有大墩子遗址瓮棺墓陶器遗风，譬如小营盘敞口深腹罐M13：1、永定侈口深腹罐M25：1、M27：1、小口瓶M12：1分别与大墩子遗址W12：1、W9：1、W14：1、T3：6相仿，可见二者年代不会相去太远。禄劝营盘包墓地所出陶器主要有敛口罐、侈口罐和壶等，其中壶AM1：1与罕额依遗址三期陶壶腹身相近，只是前者器底外撇，呈假圈足状。简报据随葬陶器认为营盘包石棺墓略晚于小营盘墓地，可从，但均属于该区域三代时期中期遗存。
此外，根据文字介绍，可知永仁维的、菜园子、磨盘地等遗址所出石棺墓应属于此组。扎金顶—中甸组：此组遗存代表墓地有巴塘扎金顶、中甸石棺墓地。扎金顶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仅在墓顶用千枚岩打制的石板覆盖以作棺盖，值得注意的是M4以独木为棺，多为仰身直肢葬。中甸墓地以石块垒砌为棺，多屈肢葬。贡觉香贝墓地既有石块墓，也有石板墓，但石板墓形制与西南地区其他区域所出石板墓不相同，此处为以石板为棺，周围再有垒砌或填塞的石块，部分还带有头箱，流行屈肢葬。从墓葬形制及葬式可以看出中甸石棺墓与香贝石棺墓关系联系紧密。
同时，三处墓地均出单耳罐、双耳罐、双耳豆等器类，且各型陶器形制非常接近，可见三者年代和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该组双耳罐腹身均较矮胖，两耳起自口沿，与腹身中部相接，大部分双耳与下腹在一条弧线上。这种双耳罐在西南其他地方并不多见，但在我们在青海卡约文化中却发现此形制的双耳罐：青海刚察墓葬随葬罐M14：31与扎金顶标本M6：2几乎完全一样；化隆上半主洼标本M22：12近于扎金顶标本M6：1。可见二者文化因素有一定相似性，年代也不会相距太远，据第二章第二节对卡约文化年代的判断，推测扎金顶—中甸组可能距今年上下。
此组双耳罐较有自身特色，但与雅砻江上游吉里龙等墓地所出双耳罐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如香贝M2：2与吉里龙第一组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该组橄榄形口部、宽扁耳上有简单纹饰也与后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
另外，该组墓葬出有削、扁平管銎矛、短茎短剑和泡等简单青铜器。削为香贝M4所出，短茎，茎、刃相交部分区分不明显，整体造型非常原始。短茎短剑BZM9:1介于舌形短剑和柳叶形短剑之间，且更接近于前者，可能为过渡时期特征。大洋堆遗址第一期舌形短剑时指出其年代在夏末到商代中期，这柄短剑可能略晚于前者。对扎金顶M4棺木的碳十四测年得知其年代大约距今-年之间，结合对陶器的分析，认为该组碳十四测年基本可信，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遗存。罗开玉先生综合西南山地其他遗存得出其可能处于商末至西周中晚期的结论，比较接近我们的推断。
此外，依墓葬形制可将稻城瓦龙村石棺墓归并到此组。该墓地所出铜矛形器两侧刃部并不对称、齐平，锻造十分简单。另出有的铜泡顶部为平面，向内折收，其形制与已判明为东周时期的球状铜泡差别明显，这种独特的造型不仅可能是时代的差异，也可能为文化源流并非一致。当然，日后加大该地区田野考古工作是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孙家屯—黄牛山组：此组遗存代表墓地有南华孙家屯和姚安黄牛山墓地。孙家屯墓葬形制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内填红褐色风化碎石土，骨殖腐朽，无法辨明葬式。黄牛山所发现的一座石棺墓，墓圹较大，全长6.6，宽约1.4米，用大石板砌筑，底部铺有石板，已然具有大石墓特点。孙家屯墓随葬器物丰富，70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件；黄牛山墓葬能辨识器型的有5件。两墓地均出腹身瘦高、口肩有宽扁小耳的陶罐以及圜底带耳罐，因此归并为一组。当然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别，孙家屯墓地还出有单耳罐、腹身瘦高的壶形器等，黄牛山所出双耳罐器耳高过口沿，略呈马鞍状。这种差别可能为黄牛山墓葬略晚于孙家屯墓地所致。
此组双耳罐形制与黄河流域卡约文化深腹双耳罐有着一些相近似的因素，甚至部分陶器从陶系和形制上都非常接近。谢崇安先生对此有详述，本文不再赘述。
此外，黄牛山墓地出土的双耳罐耳部略见马鞍形特征，结合孙家屯墓地出有一类近直筒形的小罐与徐家碾寺洼文化陶壶十分相似，我们推测该组遗存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了寺洼文化的影响。
孙家屯墓地有三个热释光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距今约-年之间。根据我们对陶器的类型排比，估计这个年代略有偏早，此组墓葬还是应当与前二组墓葬年代相若，估计应在-之间。
综上，我们认为金沙江上、中游三代时期中期遗存当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之间。
晚期遗存
这一阶段考古遗存主要有宁蒗大兴镇、祥云大波那、检村、宾川古底、弥渡苴力和楚雄万家坝等地发现的墓葬遗存。墓葬形制有土坑竖穴墓、石板墓和大石墓等，大兴镇墓地可见有木板为棺的痕迹。
该期出土遗存除陶器外，新增较多青铜器。陶器常见大双耳罐、单耳杯、侈口鼓腹罐等，多为平底器，器底常饰有叶脉纹，双耳罐既有圆形口，也有件菱形口。青铜器主要为兵器和装饰品，如山字格短剑、半圆形双骹矛、曲刃矛、靴形钺和鸟形杖首等。其中，山字格剑与岷江和青衣江流域所出铜剑形制几乎一致，仅剑身略短，从山字格形制观察可能有早晚。鸟形杖首则与卡约文化晚期铜鸟形饰有异曲同工之貌，如巴燕峡征集到的铜鸟饰、黄家寨墓地所出铜鸟饰(M16：5)，在邻近地区没有更多材料下，我们认为可能受到了后者的影响。结合相关遗存，尤其是对山字格剑的分析基础上，可知这批器物大体处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